朱英国，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中国杂交水稻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遗传学家和水稻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人们尊敬又亲切地称他为“水稻候鸟”“农田院士”。
他的名字，和他培育的“红莲型” “马协型”杂交稻让人们永远铭记。他为老百姓吃饱饭、吃好饭，为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身后，是一串沉甸甸的荣誉：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
他既“育种”又“育才”，既“种稻”又“传道”，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遗传学、水稻生物学突出人才，并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培养了许许多多农业科技骨干人员。
“育稼与民，功越神农。”2017年8月9日，朱英国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朱英国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天南地北的人们也以各种方式，缅怀为中国粮食安全奋斗不息，把毕生献给水稻、献给土地、献给苍生的人。
年少立志：
愿天下苍生不再挨饿
1939年11月，朱英国出生在大别山深处的湖北省罗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民以食为天，但当时在他的家乡，农民往往缺粮挨饿，这些让年少的朱英国深深震撼。
“我从小到大，每天在脑子里打转的，最折磨人的两个字就是粮食。”朱英国这样回忆。
“当个农业科学家，让乡亲们不再挨饿”，这个朴素的梦想，在他年少的心里悄然萌发。
1959年，朱英国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在所有的志愿栏里一股脑儿填上“武汉大学生物系”。那时候，他从未走出大别山，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武汉在哪里，只听说武汉大学好，在那里学生物、学农业错不了！
他如愿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并选择了植物遗传这一终身与农作物为伍的专业。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当时，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逐步显现，解决温饱问题极为迫切。如何培育优异高产新水稻，惠及苍生，这成为了他矢志追求的目标。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栽种历史悠久。历经漫长岁月和反复的近亲繁殖，种子退化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50公斤，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几十公斤。选育新的优良杂交水稻品种，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成为中国最紧迫的课题。
1972年，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朱英国担任湖北省杂交水稻协作小组组长。
杂交品种的选育极为繁复，每一对品种都要从成千上万的品种中去挑选，需要不断试种、反复回交，寻找精准的科学数据。水稻是喜温作物，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在湖北一年只能搞一季。要加快研究、培育进度，只有去广西、海南。朱英国说：“在湖北水稻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1972年11月，朱英国和同事邓海铭用1000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料，连同被窝卷蚊帐，每人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前往海南。
从武汉坐40小时火车硬座到湛江，下车后换几小时汽车到海安，住宿一夜，坐两三个小时混装轮船横渡琼州海峡，再从海口坐约10个小时汽车，抵达海南陵水县椰林公社。路上往往走六天七夜。
多少次，买不到坐票，他们一路站到湛江。有时遇到台风，受困琼州海峡，路上得走十天半个月。
“海南非常美丽，在房子里能看到树上很好吃的菠萝和椰子，还能看到田野上的水牛和远方的大海。”朱英国给远在大别山的妻儿写信时这样描述。
事实上，他们一直借住在当地农民家，连电灯都没有。平日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蚊虫毒蛇，让他们防不胜防。由于供应关系不在当地，粮油等必需品无法买到，猪肉更是难得吃到一次……
那时，科研条件尚不健全，培育杂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里做试验，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试验田的活儿又苦又累，还得做到绣花般精细：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记录、建档……海南太阳又大又毒，每次下田，全身湿透，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守护试验田，更是头等大事。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朱英国和同事只得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隔网、撒鼠药、放夹子、持长杆，轮番值守……
待到第二年4月，种子收割，成千上万个组合都得分类整理，带回湖北赶季播种。
这一走，整整半年。寒来暑往，征尘漫漫；周而复始，一往无前。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湖北育种期，他们来不及晒干稻种，匆忙装包回赶。到了湛江，朱英国感觉不对，一摸稻种，已经发热。他们急忙取出一包包发热的种子，摆摊似的排放在湛江火车站前水泥地上晾晒。更糟的是，由于着急赶路，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怎么央求无济于事。
稻种本身已发热，如果再耽搁半天，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情急之下，朱英国当场昏倒过去。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40多年来，朱英国一直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锲而不舍地追逐光和热。连续26年，没在家过年。他总是高兴地安慰家人和朋友：自己的一年要过几个春天，一年可以干几年的活。
就这样，朱英国和他的团队，一年又一年，锲而不舍地追逐光和热。
冬去春来。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红莲”第一代终于诞生。
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多年后，朱英国谈起当年坚持下来的原因：“我是共产党员，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是我的本分；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为天下苍生不挨饿而奋斗，我对梦想看得很神圣。”
“朱英国不仅有梦想，而且他一直把梦想当日子过，虽然追梦异常艰苦，可是他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最早与朱英国同赴海南的邓海铭这样说。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田间还是教室，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都能时时处处感受一个学者矢志报国、胸怀天下的赤子之心，感受他对田野的深情与梦想，对梦想执着的追寻。”朱英国的学生和同事杨代常也这样说。
居安思危：
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朱英国坚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他培育的“红莲型”，与袁隆平的“野败型”和日本的“包台型”鼎足而立，被公认为国际杂交水稻领域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并且惟有“野败型”“红莲型”获大面积种植推广，被誉为“东方魔稻”。
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不仅惠及5亿中国农民，而且已经造福世界人民。中国的杂交水稻事业，为解决人类的温饱，功不可没。朱英国和他的“魔稻”，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中国人可以吃饱了；粮食连增，浪费多了；青壮打工，种田成本上涨，耕地抛荒多了；城里人味口高了，看不上国产大米了……朱英国感到，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的考验。
如何让老百姓能够吃饱又吃好？如何进一步保证粮食安全？这成了朱英国苦苦思索的又一问题。
他认为，杂交水稻是属于中国的原创，惟有大胆突破杂交稻的禁区，锐意创新，才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他的研究，无不强调创新——思路创新、源头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他在带领团队完善“红莲”家族的同时，不断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篮筐”，以稳妥盛放国家粮食安全的“鸡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朱英国就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个农家品种中发现了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
经过3年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马协A”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马协型”杂交稻的突出特点是米质优，目前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超过2000万亩。
水稻界专家认为，“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不仅让老百姓能够吃饱饭、吃好饭，解决了杂交稻高产非高质的问题，还保障了杂交水稻的种质多样性，有效地筑起了阻止单一细胞质来源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防火墙，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5年，朱英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这个荣誉标志着党和人民赋予我更重的任务，寄予更大的希望。我不能停下来，要继续搞好杂交水稻研究，严格按中国工程院要求，站在更高角度上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担当。我今年66岁了，要把66岁当46岁过，继续下工夫解决红莲型、马协型和两系的科学问题。”
当选院士四个月后，朱英国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聘为参事。他把这个职责看得很重，竭尽全力为湖北、为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献计献策。2012年，作为湖北省参事调研课题组组长，已经73岁高龄的朱英国手握拐杖，不知疲倦地走乡串村，与基层农民交流，获得一手资料，写出了近万字的《关于湖北农业强省建设的对策和建议》。次年，朱英国再次出发，深入长江流域的九省市和东三省，以及西北多地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站在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给国务院撰写了关于进一步发挥科技促进粮食生产作用的建议。
近年来，朱英国率团队紧盯“高产、优质、广适、生态”目标，加大开发新的不育系力度，在培育抗干旱、抗高温、抗倒伏、抗虫害、氮肥高效、易育种、易管理、适宜中低产田种植，以及再生稻新品种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市场推广队伍，有力推动了产学研一体化。
朱英国的事业，三个基地鼎足而立——陵水县南繁研究基地、武汉市花山镇水稻育种基地、武汉大学校内基础研究基地；三个产业互为依托：种子产业、稻米产业和分子医药农业产业。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大学杂交水稻鄂州研究基地看望朱英国。习总书记说：“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总书记的嘱托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虽年事已高，朱英国仍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他在国内最早使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并取得技术突破；2014年，75岁的朱英国凭借“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武汉大学高级工程师朱仁山32年跟随朱英国搞科研，他深有感触地说：“是使命感决定了先生的科研高度。他的科研目标始终明确，就是保证老百姓吃饱吃好，保障国家粮食绝对安全。和他一起工作，最大感受是时不我待。”
他忘不了，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一段时间，由于缺少科研经费，请不起工人，50多岁的朱英国从早到晚在学校试验田，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一次，他的脚被严重割伤，只是用水冲了冲，再接着干……
朱英国总是放心不下他的杂交水稻事业，他有个微信号，叫做“红莲”。他把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己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就在离世前一天8月8号中午，当同事们看望他时，朱英国在病床上还惦记红莲型杂交水稻的发展，杂交水稻重点实验室的人才引进，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要把杂交水稻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新品种的选育和产业化坚持下去，决不能辜负总书记的重托，一定要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他，同事们哽咽无语，对他的最好安慰，就是和他一起分担和前行。
悉心育苗：
为人才兴盛布“方阵”
朱英国和他的团队是一群单纯的人。因为单纯，对科学也就格外执着。
朱英国对团队建设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呕心沥血。每当提及这些，师生们无不感慨系之，念念不忘他的精神、他的慈爱和人格魅力，给团队带来的活力、闯劲与凝聚力。
“田里育良种，校园育人才。”朱英国的博士生、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系副教授胡骏对导师充满敬意。
17年前，胡骏获得保研资格，但在选择专业和导师上很是犹豫。他忐忑敲开了朱英国的门，朱英国亲切招呼他坐下，给他递上一杯热茶。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 、宽厚慈爱，对每一个去他办公室请教问题的同学，朱英国总是先倒上一杯热茶，然后再细致地解答问题。
“学农不苦，为人民服务，有什么苦呀？”朱英国笑着说，“你对水稻有感情，水稻对你就会有感情。”
导师发自内心的话感染了胡骏，坚定了他一生的专业方向。同学们也都意识到，朱老师能取得这样了不起的成就，正是因为他对水稻有感情，对农民有感情，对土地有感情，对祖国有感情！
2003年4月，黄文超从四川农业大学考上朱英国的博士研究生，来武汉面试前，临时通知改为由四川农业大学代为面试。原来，导师不只是为了免去他的旅途之苦，更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因为当时国内正流行SARS……
2003年年三十，黄文超没回老家，待在了实验室，朱英国陪着他过了除夕。
正月初一，他走出实验室，发现先生的办公室开着，进去一看，先生仍在办公室，抬头微笑着向黄文超说“新年好”。
黄文超才知道，在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先生整整陪护了他一夜！黄文超当时扭头跑回实验室，泪流满面。
朱英国的研究生高峰在读博士期间，只要研究中遇到困难，导师就会来到鄂州和陵水基地的水田里，为他看水稻株型、稻穗结实率和抽穗期等表型，指导他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朱英国喜欢随手带一根粗竹竿，既方便扒开稻苗，又可以当拐棍拄着。每次在稻田工作结束后，他早已经浑身湿透，汗水泥水不分。
高峰动情地说：“每当我们在实验中碰到难题，仿佛走投无路的时候，朱老师总是那么沉着，耐心地告诫我们别着急。他总能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思维找到一条道路，让我们豁然开朗。”
朱英国就是这样，他要求极严，从不知何为“迁就”，但他从来不批评学生。在科研过程中，那怕道路再曲折，那怕错误不断，他总是慈祥地关心学生，耐心地启发、引导学生，一步步去体验、发现，让同学们不断超越自我。
胡骏硕博连读，历时8年。在胡骏家人产生怨言、自身决意放弃时，已是院士的朱英国亲自带上礼物上门给学生拜年，为胡骏及全家做工作，对他进行鼓励。胡骏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朱英国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为胡骏庆贺。
胡骏没有辜负导师，2011年12月，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植物学界顶级刊物《植物细胞》发表论文，揭示了红莲型杂交稻的育性恢复机理，提出了恢复基因分子复合体模型，推进了育性恢复机理的认知，引起学界注目。
朱英国一生惜才爱才、育种育人。他对人才的关注、培养不问背景，不论出处。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遗传学家杨代常就是朱英国在田间发现的。
1975年，在湖北沔阳进行杂交水稻的培训与推广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技员杨代常很刻苦，是个苗子，于是给他送去科普书籍，悉心指导。“朱老师并没有嫌弃我基础差，他给我带来学习资料和书籍，鼓励我从头学专业知识与英语。”杨代常说。
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极力推荐下，初中肄业的杨代常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
野外农田是朱英国最珍爱的实验室、最重要的讲堂。“没入学先下田”成为他的师训。
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学峰记得，当年，朱英国是戴着草帽、在学校试验田里对他进行考博面试的；胡骏研究生的第一堂课是在水田里上的；所有研究生入学时间是9月，朱英国的研究生七八月先下田，带着满身泥水、满脸黝黑开学……
“国家粮食安全要靠你们”“人是要有精神、有坚持的”，朱英国对每个学生这样说。
言传身教，成为巨大精神感召。
1999年，杨代常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2005年，朱英国来电，一声“你该回来了”，让杨代常立即卖掉房产、放弃股权和丰厚待遇，毅然回国。回国后，他承担了国家“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目。2014年，其科研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杨代常清楚地记得：1987年，朱英国为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在省人事厅苦苦等待了3个多小时，最终拿到了他爱人的工作调动函，帮他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而朱英国的爱人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的大儿子也没有安排工作。
“朱老师对学生大爱，对事业大爱。正是朱老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引导，才让我从此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我必须回来，因为我知道，朱老师在等我，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回报我的祖国，回报我的老师！”杨代常说。
朱英国先后培养了100多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为地方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栽培技术骨干。他带出的红莲型杂交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市场推广三支队伍，形成杂交水稻研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强大“矩阵”。他的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星光长耀：
金色灿烂满人间
“我从大别山走向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朱英国曾这样描绘自己的人生轨迹。
2017年3月中旬，朱英国回到母校罗田一中，为家乡学子做了一场院士报告，并捐出10万元设立奖学金。这似乎是一次对家乡的告别。
这位从大别山走来的农民儿子、“农田院士”，像土地一样深沉，又像土地一样博大。他的背影，时光不会忘记，土地和人民不会忘记。
“出差的时候，朱老师和我们一起坐经济舱、二等座；干活的时候，和我们一起下田，一起在太阳底下暴晒，一起吃同样的饭菜。”
“他永远对人微笑，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背个破挎包，穿着永远擦不亮的皮鞋，走路比谁都快。”
“总是把别人的事当事，帮很多人解决家属工作问题，自己老伴做了一辈子临时工。”
“不在实验室就是在田里，当了院士也这样，所以叫他‘农田院士’。”
“院士一生勤俭节约，每次在外吃饭，剩饭剩菜一定打包……”
“他不要院士专车，出差从不坐公务舱、一等座。包都是自己背，别人要替他背，他抢回去。”
“他对党感情特别深厚，在今年3月的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上，他无比激动地回忆了50多年前在党旗下宣誓的情景，感染了所有党员。”
……
丁俊平是推广红莲杂交稻品种的民营企业董事长，他感受最深的，是朱英国对农民深入骨髓的爱。“做什么事都不能亏老百姓”，朱英国经常对他说。合作十多年，朱英国只关心种子质量、百姓收成，公司商业化的事情找他，一律拒绝；凡是农民的事，他一律支持，一次次下到田里为农民作技术推广。
“这是他对大地的情怀！”
2015年起，朱英国出现抵抗力下降、身体容易疲劳的症状，诊断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如果治疗了不能工作，我宁可不治疗。保命对我没有意义。”朱英国态度坚决。他同意治疗的前提是不影响正常工作。
这两年，他出差下榻宾馆的第一件事，是找冰箱存放煎好的中药；回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是直奔医院输血小板。虽然两年间几下病危通知书，由于他工作如常，一切故我，很少人了解他身体的真实状况。
“由于长期打针，父亲胳膊手腕上已经无法下针了，只有在胸口装一个滞留针，直到去世也没取下来……”朱英国的小女儿朱金红说。
今年4月上旬，已是78岁的“水稻候鸟”朱英国最后一次来到海南育种基地。他戴着草帽、顶着日头，站在试验田里，看到已经抽穗灌浆的禾苗，满心喜悦。
小时候在家乡，每当暑假来临，朱英国都会欢快地走进田野，帮大人插秧、割谷。他常常说，站在田野里，总感觉特别踏实、温暖，特别有依靠。“他要下田，谁都劝不住。他说，到了海南，我的病就好了。”朱仁山说，“他对水稻的喜爱别人无法想象，就像小孩看到最喜欢的玩具和巧克力一样！”
从海南回来后不久，朱英国住进了医院。他的学生龙伟雄回忆陪护导师做骨穿刺手术的情景：
“针头从他后背插进去，由于老师的凝血功能不好，而且得抽三次，每一次抽的时间都得半个小时，但他却很平静……”
他时时处处体贴别人，不愿意麻烦别人。在住院的后期，他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身去小便，想要从病床上坐起来都困难，需要轮值的同学搀扶。为了不过多影响同学们休息，有时候整夜他坚持自己一步步挪动去上厕所。当时陪护的高峰说：“我知道，朱老师是在用全身所有的力量、用生命在体贴和关心我们。”
8月6日，躺在病床上的朱英国专门召集研究人员，商讨杂交水稻新品种研发事宜。
学生罗肖陨陪导师走完最后一程。导师走前一天晚上，关切地了解他的实验进展情况，留下最后的嘱托：“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要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己任。”
朱英国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在讲台，在实验室，在田野，笑着把大家一个个领进科学大门的朱老师，师生们再也看不见了！
但是，他动人的身影和耀眼的星光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激励着更多的人们奋然前行。
收获的季节刚刚过去，更多的金色在田野孕育！（文字整理：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