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告别燕园,负笈珞珈,师从陈世铙先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紧密,那时候电话是稀罕设施,我经常未经请问,就冒昧叩门,到二位先生简朴逼仄的家中做不速之客,闲谈和请益问学,现在想想,真是搪揬的举动。陈先生温润斯文,雅好艺文,人也好奇多思,明快敏捷,如同年长投缘的友人;宗先生则显得羞涩而威重,每次我不召而至,他都仓促更衣坐回到客厅里,如同上课,严阵以待的样子。言谈间不苟言笑,不稍懈颜色,也不附和我的戏谈谰言,有长者之风,其淡如水,而有山林之肃。但与他相处日久,慢慢感受到他内地里是羞涩和平易可亲的,同时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学人“居处恭,执事敬”的儒者之风。
我个性跳脱,迅捷多言,宗先生不擅言辞,说话慢慢吞吞,行事风格也周至繁琐,这种慢条斯理的节奏“折磨”了我很久。但是有一次,我读李新魁先生《汉语音韵学》,其中关于古代汉语介音问题的分析,与我在北大时师授有所不同,难以理解李新魁先生为什么把介音与声母联系起来谈,左思右想,不得要领。遂又贸然登门请问。宗先生为我从广州人的发音音感上介音更靠近声母讲起,层层条析李新魁先生做此处理的深层理据,其申说要言不烦,极为明晰透辟,令我疑窦涣然冰释,也窥见他学问之深厚颖锐和思维明快的一面。多年后,我投入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为我开设“清代古音学”一课,上课时他腋下夹着一大卷“课件”曳曳而至,讲授的时候,一张张海报一样的大白纸挂起来,将清儒古音之说一一件系而表解之,娓娓而谈,学问之富,理解之精,剖析之深,说解之透辟,令人心生敬畏,进而敬畏学问,以学问为清高绝美之道场。
我拜入他门下前后八年,期间一边参与管理和编写《古音汇纂》,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他一再告诫我,学问正途,如人之立身,要在诚谨笃实,刚忍有恒,开阖方正,务去浮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拖拖拉拉了多年,草创初成,恰当他身体最不好的时候,他抱病审阅修改,拖着疲倦的病体与我论谈竟日,毫不容情声色俱厉地在电话中大声训斥我从二手资料转引和不认真调查之处。我顺利获得学位之后,他还不忘在病中催促我修订书稿,争取早日出版,并且为促成此事劳心劳力,推荐联系。先生教示我的,远不止于授业解惑。追随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立志做一名有操守的学者和教师,皆因敬爱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
宗先生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品质是专注。我之所以对此首先揭出,在于在这一点上,我们师生大相径庭。我是个趣味主义者,精力投入往往视乎爱好,而且追逐趣味,不免好高骛远,贪多务得。而宗先生不仅与我相反,为了自己沉重的责任放弃了几乎所有个人爱好和趣味,而且他较之一般做事专注的人,也显得特别持久坚韧。这个品质,他常常归之于个性,自嘲说自己笨拙,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只能自始至终选择一件事情努力做好它。他大学时颇好文学,然而毕业留校后的工作安排,却使他走上了审音考古的语言研究和爬梳考辨的道路。我曾经问他,这样的转向,他是否感到痛苦。他笑着说,那个年代,哪像你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挑挑拣拣,嫌这嫌那的。让我做什么,我就应该想着做好它,而不是想喜欢还是不喜欢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认真投入了热情和精力,自然会爱上它,甚至终身以之。
宗先生描述自己大学时代操一口广州话,普通话也不会说,毕业留校却要他教汉语,又被安排去参加音韵学讲习班,从音标和发音学起,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罪,就这样进入音韵学和古代汉语的世界,慢慢爱上了这门人视为畏途的绝学。我追问他,是否心中痛苦,他说遗憾想必是有过,但是人生遭逢时变,不断面对挑战,很多事情不是因了遗憾和痛苦就可以回避的。他跟我谈到读书人不能读书、教师不能教书的那段日子,说那才是彷徨无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百无一用。那时他被遣送到沙洋农场,分配他养猪,形同劳教,他觉得他从此就是做农民了此一生了。然后笑着说起一天晚上母猪要生仔了,可是就他一个人守在猪圈里,计无所出,又急又慌,最后只能祭起思想法宝,迎着困难上,折腾了一夜,居然接生了十三只小猪下来,直到天光大亮,才意识到浑身都忙得湿透了。他接着笑着说,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有成就感的日子,看着十三只小猪肉嘟嘟的,他坐在猪圈里,觉得自己这个猪倌儿,原来岂止并非无用,简直可说大有作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