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二)

    期次:第235期    作者:聂作平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预示着这些青年、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正在与命运艰难抗争。


        这不仅是一条逆流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需要穿越夔门天险的艰辛之路,还是一条时时可能遭遇日机轰炸的危险之路。81岁那年,著名传记文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开始撰写回忆录。梳理漫长一生时,朱东润对1938年奔赴乐山的经历记忆犹新。
        1937年暑假,执教于武大的朱东润回到老家江苏泰兴,其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乡。但变化比计划还快:日军突然占领了邻近县城,泰兴也随时可能沦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乡学校,此时极可能爽约。进退失据之际,他接到了武大从乐山打来的电报,要求他1939年1月15日前赶到学校。
        朱东润和妻子商议后,决定留下妻儿老小,独自前往几千里外的乐山。接到电报那天,是1938年12月2日。表面看,他有一个多月时间用来赶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几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加之半个中国已陷入战火,他的旅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朱东润匆匆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坐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又坐船西南行至越南海防,在海防弃舟登岸,坐火车到河口,再从河口回到国内,直达昆明。在昆明,坐了三天汽车赶到贵阳。在贵阳,已经很难买到车票,他只好搭乘装汽油的货车前往重庆。路过娄山关时,风雪交加,路滑难行,汽车差点滑进深谷。心有余悸的朱东润抵重庆时,已是1939年1月8日。
        那时候,重庆有通往乐山的班车,但朱东润一打听,车票只有下月和再下月才有。也就是说,朱东润根本没法按学校要求1月15日前赶到乐山。
        焦急的朱东润在重庆街头乱逛,偶然看到一家民航公司,他信步去打听,得到的消息让他喜出望外:民航公司拟开通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定于当月11日开行第一班。不过,票价贵得离谱:120元。12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后来朱东润到乐山时,在一家饭店包伙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元。以此推算,12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两万。
        朱东润花费巨款买了一张机票。11日和12日,重庆大雾弥漫,无法起飞。直到13日下午一点,距校方的期限只有两天时,朱东润终于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乐山街头。
        2004年,就像暮年的朱东润回首往事一样,80岁的齐邦媛也在海峡对岸检点她的一生。在回忆录《巨流河》的开篇,这位老人写下了沉痛的一句:“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窃以为,这所谓二十世纪的巨大悲伤,大江大海的黍离之悲固然深藏其中;另一种悲伤,则与她早年的求学生涯不无关系。那就是追随西迁的武大。
        齐邦媛一直深深地记得1943年8月底的那个中午,一家人从重庆出发,坐船前往乐山。是时,天降暴雨,父亲的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淌成一条水柱。更要命的是,破旧的船上,拂晓醒来时,母亲身下流着血,一岁半的妹妹却不见了踪影。与此相类的是另一位武大西迁者的记忆:船过三峡时,武大一位职员的孩子掉进江中,尽管母亲悲哭长嚎,但没人敢停下来救那个可怜的孩子。
        宜宾停靠一夜后,齐邦媛一家换乘更小的船只,逆岷江而行。老太太在回忆录里写道:“正是八月秋汛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
        武大西迁始于1938年3月10日,到6月下旬,全校师生计1200余人抵达乐山。西迁的师生采取自由组合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对其中经济特别困难者,由校方补助15元。学校分别在宜昌、重庆等地设多个办事处以资接应。
        实话说,与浙大四迁的万里长征相比,武大西迁由于路途短,准备充分,相对要轻松一些。不过,尽管如此,其艰辛依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运力不足,一票难求。有些师生为了一张船票,竟然等了两个多月才拿到手;其次,西迁途中,两度遭到日机轰炸,仪器、文件损失惨重,幸无人员伤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舱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师生染疴在身。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预示着这些青年、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正在与命运艰难抗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无路可退。

追寻武大脚印
        我的朋友老孙是武汉人,不过,他定居乐山已经有些年月了。由于兴趣与工作,他对武大西迁历史如数家珍。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们跟随两只为春色痴狂的蝴蝶拾级而上,登临一座满眼翠绿的小山。小山是乐山老城制高点,名叫老霄顶。
        站在老霄顶高处,透过香樟树和桂树繁茂的枝叶,向远处看,起伏的房舍之外,是白练般的大渡河;铁色云低,河畔天际线下,矗立着那座举世闻名的大佛。低下头看近处,绿荫掩映,藏着一片红墙黄瓦托举的古建筑。那是乐山文庙,也就是武大当年的总部和主校区。
        我们站立的位置数十米外,在当年,有一座简陋的礼堂,礼堂里,冯玉祥、陈立夫、郭沫若等要人曾慷慨陈词。如今,礼堂早已荡然无存,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再也找不到它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不过,我想起了一张当年留下的老照片,那是从我此刻站立的地方拍摄的。照片上,大渡河与乐山大佛的侧脸都和今天一样。只不过,挡在它们前面的房舍却面目全非。在和强大时光的对峙中,惟有记忆与山川,或许稍能立于不败之地。
        文庙要算最具中国元素的建筑。作为孔子的祭祀地,两千多年间,文庙遍布宇内,最多时曾有一千六百余座。除了祭祀孔子,文庙同时也是县学、府学所在地。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隐藏于西南地区大小城池中的文庙,其时,它们虽已失去了封建时代县学府学的功能,却意外地华丽转身:成为众多内迁大学的办学地。像西迁湄潭的浙大,它就设在湄潭文庙。至于武汉大学,从确定迁乐山时起,乐山文庙——当时还习惯称为嘉州文庙——便是预设了的流亡时期的武大总部。
        乐山文庙始建于唐朝,后被大水冲毁,明朝中叶搬到老霄顶下。比较有意思的是,多年来,由于文庙为某中学管理,并不对外开放,如果在导航里输入乐山文庙的话,自以为是的导航系统会自动调整为乐山下属的犍为县文庙。(原载《南方周末》2018年5月17日,待续)


(“百年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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