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五)

    期次:第238期    作者:聂作平
       乐山八载,数千武大学子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锦瑟年华。
  
       从那时起,作为晚辈,陈熹才知道自己的外婆早在七十多年前,曾历尽艰辛来到乐山,就读武大。她也第一次知道,外婆在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涯期间,还有过一段不凡的经历。
       那时候,乐山有一种很普遍的地方病,叫跁病。患者四肢无力,病情严重者有死亡之虞。武大进驻乐山后,校医董道蕴发现跁病与食盐中的氯化钡中毒有关,而一种叫马前子的中药对此疗效显著。后来,化学系学生涂主珍和彭少逸(后为中科院院士)把马前子进行提炼,制成药品,从而使得肆虐多年的跁病就此绝迹。
       关于此事,叶峤教授曾撰文记述:“初到乐山,跁病确实吓人。教授们有的因跁病轻,医好后不能再在乐山居住下去,只好携眷东归,另谋出路。幸校医董道蕴先生发现此病系钡中毒,于是他试着用马前子碱救治,果然有显著疗效。后来,化学系学生彭少逸、涂主珍等人,从中草药马前子中提取精制,有了这种药,武大跁病才得以制止。以后乐山邑人推广引用,救治了不少人,使乐山人民对武大同仁一直很友好。”
       一个校医外加两个在读大学生,竟能攻克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顽疾,颇有些难以想象,但偏居一隅的武大却做到了。
       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研究武大以及和它有着相同命运的浙大、联大,它们困境中的崛起与逆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呢?这一点,1943年从成都前往乐山就读的武大哲学系学生、日后的著名哲学家的萧萐父总结得很好:“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西谚说,由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将打败由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虽有夸张,却说明了领军者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如同竺可桢之于浙大,梅贻琦之于联大,王星拱也是武大的领军者和灵魂人物。他曾说,“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武大校长任上,王星拱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并行。
       就理论来说,乐山期间,王星拱说服教育部,成立了文科和理科研究所。那时候,这所在水之湄的小城,创建了中国惟一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传记《张居正大传》;在世界权威刊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李约瑟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李约瑟感叹,“毫无疑问,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很高,即使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就应用来说,武大师生对乐山丝绸业、盐业等工业进行了调查,参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盐碱实验室的研究与创新;新办的矿冶工程系和机械工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机械人才,还为乐山最兴盛的井盐业和采煤业设计制造了大量配件;研制了第一台吸卤机;找到了治愈跁病的秘方……
       武大在川8年,教授多达百人以上,各校中名列前茅。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拔了45位部聘教授,武大位居全国第四。此时,这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大学,已然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四大名校之一。
       乐山八载,数千武大学子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锦瑟年华,从中走出的佼佼者不乏其人,诸如美国阿波罗号登月飞船发动机设计者黄孝宗,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台湾“经济部长”赵耀东,海浪理论奠基人文圣常,逻辑学家李匡武,历史学家严耕望,经济学家刘涤源、刘诗白,法学家端木正,数学家张远达,化学家彭少逸,生物学家张致一……
       194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函告武大,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也就说,凡武大本科毕业生,愿意前往牛津这所世界顶级学府攻读研究生的,只要凭学校证件即可免试录取。同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武大有9人入选。胡适在考察武大后深有感慨地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房龙在评价安徒生时充满激情地写道:“上帝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
       我以为,这评价也适合西迁时的武大师生——以及同样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他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东北大学),等等——他们都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他们都是艰难岁月里在心灵中孕育火花的沉默小男孩……
       王世杰(字雪艇)是武大首任校长,尽管他此后还出任过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要职,但他心目中,武大校长是分量最重的。1938年3月底,已经不再是校长的王世杰和李四光一起回到武大校园,其时,武大师生已开始了溯流而上的西迁,春天的校园一片忙乱,人心浮动,盛开的桃花更加重了这种离愁别绪。王世杰站在桃树下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多年以后,当王世杰垂垂老矣,他留下遗嘱,要求后人为他立这么一块墓碑: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王世杰的遗嘱让我联想到了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尽管曾贵为总统,但他的墓碑上刻的是“独立宣言和弗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竹公溪是大渡河的一条微不足道的支流,它弯弯曲曲地从乐山老城区穿过。多年以前的竹公溪畔,叶圣陶曾沿着小径散步,杨静远曾和男友一起踏青,钱歌川等人曾赁屋而居。春天的竹公溪水量丰盈,夹岸都是绿得发暗的树林和草地。多年以前,那些溯流而上的读书人,他们也曾见识过溪流滋润的人间的春天。
       时光飞逝,哲人其萎。多年以后,当我再度追寻,往事已经苍老,一个曾经鲜活生动的时代杳杳远去。追寻中,或许,还有一些浸入骨血的基因生生不息。(原载《南方周末》2018年5月17日,完)

       (“百年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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