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校报 - 武汉大学  

日期查询 | 全文检索 | 返回首页
  
第204期(总第1440期) 2017年9月29日   本期四版  上一期  下一期  更多期次  
   第01版 | 第02版 | 第03版 | 第04版 
     语音播报

大学:通天下之不通



作者:李建中
     “易”有三义:简易,不易,变易。“大学”亦有三义:简易之“University”,此义甚简,勿庸赘言;不易之“大人之学”,即博雅之学,君子之学,养成德性或人格之学:此义古今不易,中西不易也;变易之“通天下之不通”,此义随语境而变异。就大学通识教育这一特定语境而言,就有种种层面或领域的“不通”:中学与大学,科研与教学,授者与受者,通识性知识、学术性知识与职业性知识……。于是需要“大学”,需要大学来打通这种种的“不通”。
    “大学”出自《礼记》,“通天下之不通”出自《文史通义》。将二者放在一起,是想藉对“大学”这一元关键词的重新阐释,为当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破解困境,转开新局。

古典之“通”:从“绝地天通”到“接天地通”

    先有“不通”后有“通”,“不通”是“通”的逻辑前提。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不通”是《尚书?周书?吕刑》的“绝地天通”:“(尧)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国传曰:“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祗不至于天,明不相干。”
    “天神”与“地祗”,可视为最早的专业别囿或职业分工;而“明不想干”则是要求各专其门,各司其业,互不相扰,互不相通。无论“为政”还是“问学”皆无例外:诚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为政要“人官分职,绝不为通”,为学要“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学专其师”。
    “绝地天通”的过程,实际上是《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道术”裂变为“方术”的过程。“道术”乃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而“方术”则为一方之术、一孔之见,故道术裂变为方术实为可悲可叹之事。
    圣者通也,君子不器。孔子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曾子承先师衣钵而标举“大学”,用“大学”这个文化关键词接通天地,将“绝地天通”变为“接地天通”。
    据孔颖达疏和陆德明释文,郑玄《目录》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博学”、“通论”云云,道出《大学》“通”之特征。如果说汉唐经学大师对“大学”的诠释,强调的是“大学”博雅通识的一面;那么,宋代理学大师朱子作《大学章句》,强调的则是“大学”德性养成的一面。
    朱熹说“大学”,明其“三义”,标其“三大”。三义者,经典义,学校义,方法义,所谓“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三大者,大纲,大道,大人。三纲领八条目,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大纲也;曾子、孟子之后,“大学”之义被遮蔽,权谋术数盛行,功名之学惑世,则君子不幸不得闻大道之要,故朱子讲“大学”是对大道的回归;“大学”无论是作为经典,还是作为学校或(教学)方法,目的只有一个:教人以德性,教人成君子,此其为“大人之学”也。

近代之“通”:“大学”与“university”
    “大学”这个古老的文化关键词,到了近代转义了,再生了,获得了新的生命:她成了University的汉语译名。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也是一次“通天下之不通”:一是接通了东方与西方,二是接通了古典与现代,三是接通了人文与科技。
    梅贻琦《大学一解》:“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汉语之“大学”与西语之“University”,“可通”的是什么“精神”?
    一是元典精神。元典是人类轴心期的伟大著作,是由伟大心灵于前学科时代所创造出的人类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因而研习元典是作为“元教育”的大学通识教育之首选和必选,以元典教人育人是中西“大学”共通的传统。
    二是博雅精神。郑樵《通志》讲“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西方推崇 liberty & art, 东方推崇君子儒和宁作我;西方读 great books, 东方读经史子集;西方习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东方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三是会通精神。《庄子?天下篇》:“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成玄英疏“六通四辟”为“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时而变化”,前者是“空间”后者是“时间”。中西“大学”均有“会通”之旨:会通、变通其义以臻通达、通透之义。
    若置身当下语境而反观古代,则关于“大学”的种种诠释,无论是郑注之“博学”、“通论”,还是朱子章句之“大人之学”,均缺失了自然科学。我们用“大学”来移译“university”,在接通中西、古今的同时,也接通了人文与科技。故梁启超《京师大学堂章程》要讲“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要讲“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典”“众家”云去,自然是包括了科学技术或自然科学的。

当下之“通”:翻越三座大山
    在中国,“大学”这个汉语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大学”这种教育机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大学”仍然还在“通天下之不通”的路上。
    通者,道也,达也,自此之彼之谓也。就当下大学通识教育而言,在“自此之彼”的路上,至少有三重障碍。
    一是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学生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好专业和好工作,教师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科研成果和学术地位,行政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学生就业和学校排名……而这些与通识教育的博雅、成人有相悖或不通之处。
    二是“横通”取代“会通”。何为“横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贩书老贾”为例解释“横通”之人的特征:因职业关系常与博雅之士打交道,看似无所不知却是“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我们的通识教育,如果讲一些摄影技巧、美容方法或者健身秘诀之类,培养出来的也可能是“横通”之人。
    三是“独白”高于“对话”。中国的大学课堂,向来是教师一站到底,学生一听到底。尤其是通识教育,面向全校,生多课少,供不应求,只能是独白多于对话。独白是“规训”,对话是探讨。“规训”和“学科”在英语里面是同一个单词:discipline。规训之下,何来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来博雅和通识?
    三重障碍恰如三座大山,躺在“自此之彼”的途中从而形成当下通识教育的种种“不通”。
    于是,我们需要“大学”,需要借助对“大学”古典义的创造性再阐释,去翻越三座大山,自此之彼,“通天下之不通”。
    大学通识教育,就其根本理念而言,“大学”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通。价值理性求“善”,工具理性求“真”,融通二者,方可至“美”;就其培养目标而言,“大学”是通人与通才的融通。“横通”之人或有可取或可用之处,然因无通脱之大器,无通畅之心胸,而终失博雅之境界。故现代大学在“学科”层面规训学生的同时,更要在“博雅”层面陶冶学生;就教学方式而言,“大学”是独白与对话的融通。《论语》中的“子曰”是独白更是对话,是因材施教、温柔敦厚的对话。孔子的课堂是生动有趣的,是平等对话的,孔子与学生对话时,学生还可以弹琴。子路、冉有等或狂或狷的学生侍座时,就是在曾点的琴声中各言其志的。人类轴心其时代,孔子的通识课是世界一流的,孔子的杏坛也是世界一流的。我们今天创双“一流”,眼光既要向外、向西,也要向内、向中。

    公元2世纪,郑康成将“大学”释为“博学”、“通论”;2000年后,哈佛大学爱德华?威尔逊教授撰写《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称“融通”关乎人类的历史,更关乎人类的未来。中国的通识教育,有“大学”的融通、会通和变通,必将“通天下之不通”。(作者系文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中国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的专题发言)
(学者视点)

特别推荐:

您若代理推广下列互联网云产品,您将会获得意外惊喜,赶紧点击联系我们吧

验证码:点击更换图片
 相关文章
 我有话说
打开

武汉大学 © 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版权所有    |  公告栏  | 在线投稿   
服务提供:中国高校校报展示平台     技术支持:华文网报     友情链接:中国高校校报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