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导老师吴林伯

    期次:第216期    作者:易中天
    我的学问,不是坐“冷板凳”,而是坐“小板凳”做出来的。

    如果说,我的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代表了我的第一个梦——文学梦,那么,本卷和第三卷《艺术人类学》,就代表了我的第二个梦——学术梦。这个梦,始于1978年。这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开始了读线装书的生活。而且,就在入学前不久,我的女儿也出生了。显然,我必须告别过去,重启未来。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奔赴边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这次,则要由“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从边疆到内地,从农场到高校,从实践到理论,从创作到研究,从干活到治学,几乎一百八十度。这个弯,不好转。
    幸运的是,我的运气非常之好。1978年,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学校上上下下极为重视。各系各专业,都派出最好的教师。中文系的古代汉语专业,是周大璞先生讲训诂,李格非先生讲音韵,夏渌先生讲文字,皆为一时之选。古典文学专业,则由胡国瑞、王启兴、吴林伯、刘禹昌、吴志达、苏者聪、毛治中诸先生组团,共同担任导师,堪称豪华阵容。更重要的是,两个专业,都要到1981年才招第二届。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顶尖高手”,三年间就只带我们几个徒弟。现在想来,真觉得是“太奢侈”了!
    第三年,写论文。我报的选题,是《文心雕龙》。于是,导师组指定吴林伯先生,担任我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先生是湖北宜都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后入复性书院,师从马一浮、熊十力诸大师。由是之故,先生于群经诸子,造诣极深。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付出了毕生精力。所著《〈文心雕龙〉义疏》,共一百万字,在先生去世四年后的2002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这部巨著在当年,却是我们的教材。
    教材是油印的。所谓“油印”,就是用铁笔和钢板,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印刷。这样的课本,现在是看不到了。我们上课,就用这个。课毕,先生提着饭篮,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到对面小山包上的教工食堂去买饭。先生一辈子吃食堂,茹素,因此我总怀疑他老人家营养不良。后来,每次回武汉,便总要请先生到宝通禅寺吃素宴。又故意多点些,打了包让先生带回,多少算是改善。
    先生对生活要求很低,对学术要求很高。成为我的指导教师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用毛笔在宣纸上,把《文心雕龙》五十篇抄一遍。然后到他家里,当面用朱笔点断。那时住房条件很差。给我的待遇,是在先生的书桌旁放一张方凳,算是小书桌,然后坐在小板凳上读书。书,主要是两本,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即《〈文心雕龙〉注》;一本是吴林伯先生自己的,即《〈文心雕龙〉义疏》。那时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只有油印本和手稿。但先生为我“开小灶”,准许我读,准许我用,不怕我“偷”,也相信我不会“偷”。这样,直到先生认为过关,才回到宿舍写论文。所以,我的学问,不是坐“冷板凳”,而是坐“小板凳”做出来的。
    论文的撰写,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写提纲。先生看过,提出意见,改;再看,再提意见,再改。如是者三。然后成文。仍是先生审阅,提出意见,改;再审,再提意见,再改。又如是者三。吴林伯先生通过后,又请胡国瑞先生和王启兴先生审看,提出意见,再改。最后,才是打印出来,正式送审,提交答辩。
    现在想,80年代的风气,实在是好。评审专家中,山东大学的牟世金先生跟我的导师吴林伯先生,学术观点是有分歧的,两人也不同门派。但牟先生对我的论文,仍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门户之见”。1983年在青岛开“《文心雕龙》研讨会”,牟先生还发函邀请吴先生和我与会,坐而论道。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先生,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也跟吴先生意见不同。论文答辩时,我跟纲纪先生当面争论,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旁边同学看了,都捏把汗,刘先生却不以为忤。最后投票时,给我的成绩,也是“优等”。
    显然,牟先生和刘先生的态度是:我不管你哪门哪派,也不管你跟我的观点是否相同,只管你论文做得好不好。因此,哪怕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只要你说得够水平,我就给你打高分!相反,则不通过。比如我的一位同学,当年就没有拿到学位。
    这就是老一辈学人的风范。这样的风范,我觉得很需要弘扬。(原载《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9)
(我的武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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